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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幸福的一些理解——幸福是在一定客观条件和处境下的个人感受,是满意性的感受,这个定义就把幸福的复杂性全说出来了,因为它有条件、还有处境,还有感受,还是个人的。幸福国家和幸福企业,我认为是为个人能够提供幸福的国家和能提供幸福的企业。

    幸福有很大的复杂性,因为第一个它是感受,第二个它是个人的,感受就有很大的主观性,个人就有非常强的差别性,人和人都不同。所以幸福是一个很悬的东西,所以这个研究要研究到恰如其分,拿捏好分寸,这是我对幸福研究的第一个认识。

第二个认识就是幸福是有条件的,三个条件。条件一:经济发展。离开经济发展谈幸福是唯心论,说吃不饱穿不暖你很幸福大概你有毛病,这样的人有毛病,天天挨饿还很幸福,那就别革命了,对不对?所以首先是经济发展。条件二,社会公正。人除了物质享受以外,还有人生的享受、精神的享受,社会地位的尊重等等这些人身的东西,不尊重或者不公平的待遇等都会影响到幸福。条件三:健康文化。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以钱为本,现在提出来以人为本,这是文化的变化,不光是经济问题,以人为本才能重视幸福。所以要有健康文化才能有幸福。我认为幸福构成的条件需要主客观结合,就是经济发展、社会公正加上健康文化这三个条件。那么政府的工作和企业的工作,这三个方面都要有,但前两个方面是政府和企业的硬任务,就是经济发展和公正,但你接受不接受健康文化,你用什么文化去思考,这也很重要。我想这是第二个观点。

   第三个观点是个人怎么想幸福,我认为来自三个比较。第一个比较是自己的现在跟过去相比较。过去我们为什么老忆苦思甜,就是让大家热爱新社会,说过去社会是那样的,现在是这样了,你得让大家感觉到很幸福。第二个比较是自己和他人对比,第一个是纵向的,第二个是横向的,他涨了工资我没涨,这是横向对比,要不然我一块儿涨,要不然把他拿下来,就是这样的,这就是横向的,横向对比是现在人们衡量幸福的主要方式了。第一个横向对比就是比美国,说人家什么水平,然后人家多民主、人家是什么样的,不只比经济,还要比社会公正、自由度等等。都是横向比,因为开放了,在世界范围进行比了,所以为什么幸福指数下降了,我认为是在挑世界最好的来比了,所以说大家觉得我们不行了。过去我们都是关上门比,他就容易感觉满足,现在全世界比,而且找最好的比,他当然就不满意。我记得有一个调查,不发达国家老百姓幸福指数挺高,发展地区比发展好的地区幸福指数要高,这看起来有点儿不对头,但是实际上是这个原因,因为发达国家眼界宽,他比的不一样,落后地区刚刚富起来,纵向比的程度很大,横向比他眼界不够,所以说他幸福指数比发达国家还要高。第三个比就是自己的期望值和自己的现实比。人的幸福跟自己的虚实相比,如果你期望当个500亿的企业家,当了50亿的都不高兴。这三个对比我觉得要提倡什么?我叫做幸福文化。国家也好、企业也好、个人也好,都要用幸福文化来武装,如果不用一个好的幸福文化来武装,大家只是提出来追求幸福,如果你追求的幸福文化是错的,可能就非常麻烦!

此外,追求幸福我认为针对当前有几条是需要解决的。

第一条,懂得世界,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?有一条格言说“要懂得世界不是为你存在的,社会不是为你建造的,别人不是为你活着的”,懂得了这三个不是,才真正懂得世界。怎么这个世界这么糟糕,怎么你对我这么不好……如果以自己为中心去衡量客观,幸福感就会很低。实际上世界有它自身的规律存在,不是服从你个人的客观愿望的。你要求世界、社会和他人都服从你的主观愿望,你才能够幸福,那可能你永远没有幸福。如果不转变心态,不管你处境多好你都不幸福。不管你发多大财、当多大官,总还有人比你富,比你官更大,如果一味攀比,可能就会出问题。我认为这一条是大多数人不幸福的根源,即在思想上或者说在文化上的认识是错误的,就是让客观服从主观。

第二条,我认为在中国很现实的,我们要提倡一种文化,要懂得感恩。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,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知感恩,老觉得别人亏欠自己的,自己不亏欠别人的,党亏欠我的、国家亏欠我的、企业亏欠我的、朋友亏欠我的,父母也亏欠我的,就我不亏欠他们的。做企业消费者亏欠我的,我不亏欠消费者的,所以说坑消费者是应该的,这就叫缺乏良心,他觉得对自己很好,但是这种缺乏良心、不知感恩造成他永远不幸福,他得到了东西他也不幸福。然后刚才又说到了他这种东西又损害别人的幸福,所以不知感恩,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是一个最大的破坏幸福文化的要素。

第三条,要懂得差别。都当总理天下大乱,都当CEO企业也乱套了。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东西是笼统地反对差别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教育和我们现在的无差别的,追求差别的成功观,而不承认每个人的差别,结果说什么叫成功?必须当大官发大财、出大名,都这么争取,真正当了大官、发了大财、出了大名的,几百万分之一都不到,对不对?但是大家为这个从孩子生下来,从幼儿园开始就赛跑了,就竞争了。欢乐的少年、欢乐的童年统统没有了,为什么?就是不要差别。所以我现在到处宣传什么叫幸福观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幸福观,成功了不就幸福了吗?什么叫成功?一个人适合什么、干了什么就是成功。不要攀比别人,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。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给很多人幸福,如果不是这种文化就想要那几大,大官、大财、大名,会有多少人幸福呢?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别的问题,一定要认识到,当然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正确处理差别带来的矛盾,要正确处理差别,但是不是消灭差别,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如果没有,永远会没有幸福。我最近批评官员改革,我说官员改革,现在为什么跑官、要官的这么多,就是把这个官都逼到一个小独木桥上去了,你不当厅长、不当局长、不当部长,什么你都提不了,政治待遇、经济待遇、社会名声你都提不了。过去有一个辅助条件非常好,有级别,比如保育钧原来我们做的人民日报,我当时都是八级、九级、十级,给他副总编、副主任都不干,我干嘛去受那个累,级别跟他一样,钱拿的一样。现在就用这个把干部都逼上了独木桥,然后大家因为官总是少,就得跑、就得送礼、就得拉关系,如果说把级别恢复了,你不当官级别照提、你让他跑官、要官、买官他也不去了。所以说从制度要培养一个多样化的发展,有差别地发展这样一个环境、这样一个文化,而不要大家都去挤一条很窄的路。

第四条我提倡懂得解脱,我是从个人讲的,不是从国家来讲的。因为根据我现在,给大家报个岁数,鄙人74岁,现在活到70多年了,现在活得挺幸福,为什么挺幸福?不是我都很顺利,也不是说我遇到的事儿都是公平的事儿。但是我就会解脱,烦恼的事儿我给它一想,稀里糊涂就过去了,还挺高兴。我举个例子,我工作26年的时候,一个人问我说,艾丰同志你有什么新闻作品获奖?因为我是记者,而且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记者,人家问我就把我问着了,我一篇作品都没有获奖,挺难受、挺痛苦、挺不幸福,对吧?应该是。那我回答了我就给他解脱了,我这么说的。我说你搞不清楚,我到现在一篇作品获奖都没有,但是艾丰同志并没有因为没有作品获奖而痛苦,我想应该是新闻评奖机构很遗憾,他们很遗憾这么好的记者怎么作品没给他评上呢?人不可能不遇到不公平的问题、不公正的问题,不可能不遇到,关键是你如何保持你的幸福感、你的好的心态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倡,建设幸福中国和幸福企业的时候,要深入地研究幸福文化,因为幸福文化既管政府幸福,又管企业行为,更管我们每个人的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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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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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名艾宝元,河北玉田人。经济日报原总编辑、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。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1981年又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。历任北京电台编辑、记者,《人民日报》机动记者及经济部主任、编委,高级记者。中国名牌战略最早倡导者之一,是公认的名牌理论权威专家。著有报告文学、散文集《思考的笔》,报告文学《背水之战》、《王守信集团破获始末》,长篇报告文学《沧海·桑田、乐园》,格言集《智慧人生》,系列杂文《旅游杂侃》,专著《中介论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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